六月初，大理州进入雨季，2000 多米的海拔让天看起来特别近，漫天卷云不时带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一上午的暴雨过后，厚厚的云层逐渐散开，给蓝天一些露脸的机会。

林登站在喜林苑最西侧的天台，远处水汽缭绕在山间，像一层薄云，修复后的这座杨品相宅倒映在水稻田充盈的水面上，附近街上的游人来来回回，驻足拍照。喜洲古镇距离大理古城 20 多公里，从古城出发，一路向西行车 30 分钟左右，喜洲就到了。每年夏季，鲜绿色的水稻田与喜林苑杨品相宅古朴的黄色外墙构成了喜洲古镇标志性的景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嘿！那边是不是有个老外，我看到胡子了！”林登忽然兴奋地朝远处喊，“老外！嗨！”

这样的场面多少有些戏剧化，喊出“老外”这句话的人，正是此时天台上 4 个人中唯一的 老外。林登留着中长的金色卷发，身高看起来将近一米九，瘦削，穿一件条纹长袖衬衫，藕粉色的短裤，一双便于在雨天泥地行走的草绿色户外靴。很难看出他去年刚过了 60 岁生日。

Brian Linden，天台上这位“老外”的本名，美国人，出生于芝加哥。2008 年，他和妻子 Jeanee（瑾妮）一起创办了 我们所在的“喜林苑”。 从第一家喜林苑杨品相宅开始，他们夫妇俩和两个孩子一直居住在酒店中的房间，没有额外的产业和居所。

1984 年，22 岁的林登第一次来到中国，随后几十年，这里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他的“此心安处”。“好久没看到老外了。”林登念叨着。作为茶马古道的途径地之一，喜洲拥有不少国际旅客。2023 年，云南的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林登几乎没有见过一张西方面孔，这令他有些担忧。

这种担忧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国际旅客稀少，喜林苑的运营成本和收入维系得相当艰难。由于工作人员人手紧缺，宝成府至今暂停接待散客，杨品相宅的 16 个房间也未能住满。更关键的是，他建立喜林苑，希望这里成为中国和西方进行友好民间交流的地方，这更加难以继续。而这样的交流已经起码暂停了三年。外部世界的变化正反映在这西南 小镇中。林登又成了古镇上罕见的“老外”。

当林登行走在喜洲古镇的街上，他显然又是一个另类 的老外。 他既不属于这里，又属于这里。

从宝成府到杨品相宅的这段路，林登每天起码要走 4 趟。 2014 年，林登和瑾妮又接手了喜洲古镇上另一处老宅院宝成府，将这处当年的喜洲商帮四大家中严家二公子严宝成的家宅修缮之后，作为喜林苑的第二家店。 这之后，林登一家四口就搬出杨品相宅，居住在宝成府里的一间小楼。

喜林苑这两家店相距不到 800 米，有时候林登得花 30 分钟才能走完。雨停后，古街上逐渐拥挤，带领我们从杨品相宅前往宝成府探访的路上，林登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人们视线的焦点，总有游客带着新奇的目光看向他。林登几乎几步一停留，和喜洲镇上的商户和居民们打个招呼问个好，这让整个行程时间不停地延长。

路过饮料店，男老板系着围裙，从吧台后走出，林登问候了他，两人聊了聊今天的生意怎么样，老板热情地要给大家做几杯果汁；遇到清洁工和公厕管理员，林登和他们打了打招呼，拍拍肩膀；遇到巷口用竹筒抽烟的大爷，林登又和他聊过几句；接着有喜林苑的客人很惊喜碰到了林登，一对母女，她们说：“我们是慕名而来！刚刚酒店没见到你还好 遗憾。 ”路程过半时，一家店铺的老板娘从店铺深处走出，依靠在门边，显得很忧心：“林先生，我家小孩生病了，最近几天没来上班。 ”“最近生意好了点吗？”林登问候，老板娘依旧皱皱眉，无奈笑笑：“就那样吧。 ”林登伸手拍拍她，算是互相安慰鼓励：“7 月之后，会好起来的。 ”

这样的对话与相遇例举不尽，直到同行的摄影师看了看时间，抬头看了看乌云正蓄力聚集的天空，忍不住开口： “Brain，我们现在需要尽快到宝成府了。 ”

2022 年 11 月，林登的书《寻乡中国》出版。疫情中的三 年，他在这个相对避世的西南小镇，写下自己三十多年来对于中国的情感：“35 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 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 我可以预见我的灵魂将永远漫步在喜洲的小路上。 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灵魂的归宿。 ”

林登的确将这里视作“家”。采访那天下午，他比约定时间提前 1 小时来到杨品相宅的咖啡吧。他打开咖啡机为自己做了一杯咖啡，在磨豆机的轰隆声和隐约的咖啡香气中，他很自然地和在这儿用餐的客人聊起天。“味道怎么样？我和后厨说，我们这儿的菜都不能加味精。”客人怂恿儿子上前练习英文，林登逗着小朋友：“上次是不是你和我说香蕉是 apple，苹果是 banana？”他和客人聊起自己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喜林苑的来历，几乎不停歇。即使可能已经听过无 数遍，喜林苑咖啡吧后的两位年轻员工仍旧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故事，笑眯眯地，眼神中不无崇拜。 林登夫妇的助理兼喜林苑宾客专员 Shirley 后来告诉我们，林登不像个老板，同事们有些时候就称呼他“老林”。

“我觉得我做的是‘外交家’的工作。”在杨品相宅第一进院二楼的瑜伽室，林登和我们坐在草席上，他很认真地解释道，“我和其他老板有所不同，我的时间属于村民和游客，所以我没时间随便喝咖啡喝酒，没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我应该始终像一个榜样一样。”

“首先是如何与村民交流，让他们感觉他们是我喜林苑最重要的一部分，村民和村里的文化。其次是我们的团队，需要收盘子或者做什么事，我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都觉得像一家人。还有一部分是给游客，疫情前，每天来喜林苑的游客会超过 500 个人，有时候会影响到住店的客人，会投诉或者抱怨，我就会出面。对我来说，游客和我们住店客人没有分别。我的时间都给了这些人。”

“‘外交家’不是一个可以开关的模式，它是一个 24 个小时的工作。我觉得我在中国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外国人，一个非常尊重中国的、热爱中国的外国人，这个也是一种外交任务。我也需要向外界讲我看到的中国，我就像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不是我到了 5 点就把它关了，不可能。所以我有很多的压力，没有真的休息过，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热 爱我在做的事情。 ”

林登讲话时习惯性地直视对方，打趣时又眨眨眼，眼里 明显带一些红血丝。 他今天低头系鞋带时撞到了额角，擦破了皮，还没来得及处理。 讲到他最大的心愿时，林登双手握住，不自觉地呈现出祈祷祝愿的手势。

Shirley 从 2021 年起就跟随林登夫妇工作：“认识他们快三年，发现他们每天接人待物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细心。林登是特别好的人，每天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问我们累不累。我和同事都说看着林登，自己工作都会更有干劲。”Shirley 是个成都女孩，今年夏天刚从大理大学毕业，温温柔柔的样子，讲到兴起时，她的语调温和而欢快，“对于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可能有些方面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都疏忽了。但有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妻能如此热爱我们的文化，并且为之付出这么多，我真的特别感动，也很珍惜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机会。”

总有人问：为什么是中国？

林登又反问自己：为什么不是中国？

40 年前，他在芝加哥边清洗地毯边读夜校，雇主提议让 他来中国看看。 他随后又在夜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张海报，上面仅印着黑白文字——“留学中国提供奖学金”。 林登没有太过纠结，他明白，当时的自己没有钱也没有信心去读研究生，大概率会继续洗地板的工作。

1984 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3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1984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的统计数据，95% 的中国人生活在每天收入不足 2 美元的世界贫困线之下。美国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然而中国大使馆却告诉我，他们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美国青年提供教育资助。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收到最贵重的礼物。”林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留学中国的电话。

“我是完全空白的。而当时的中国也堪称地理意义上的 ‘黑洞’。”林登身上始终有着探索和发现的渴望，而 80 年代的中国成为他追逐的目标。可即便到了踏上穿越边境的火 车时，他也不懂应该去期待什么。

Linden 是他的真名，刚来中国的语言学校时，老师惊 奇地发现，音译过来的“林登”，和佛陀悟道的菩提树有关，也有在林海中攀登之人的寓意。 “有这样一个名字，来中国或许是命中注定。 ”林登拉开袖子，展示他在大臂上文的汉字：林。 他在小腿上文了菩提。

林登确实在不停攀登。初到中国时，他怀着好奇游历了全国很多地方。“每次旅行都像是一场国际象棋比赛。”他先前往开放的城市，然后偷偷从那里继续辗转前行，征服偏远之地。当时的中国并无成形的旅游市场，通行需要旅行许可证，而作为一个需要申请才能离开北京的外国居民，林登也因此被捕过 18 次。后来他当过记者，拍过电影，进了斯坦福又离开。游历了 100 多个国家，旅行给林登带来丰盛的精神财富，他在旅行的路途上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付出所有的事业。他变卖了美国的房子，和妻子、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回到中国，最终来到云南定居。他说，他这张白纸被中国填满了。

2006 年，林登夫妇接手了民国时喜洲富商杨品相的私宅，这是当地最大的白族宅邸之一，林登对它一见倾心。然而，在不破坏原有的“三坊一照壁”结构的同时进行修缮并非易事，他们甚至需要用手工替代机器挖掘 5 米深的蓄水池。

修缮工期长达 2 年，2008 年，喜林苑被推出，他们向当代人“复活”了杨品相宅。几年后，林登夫妇又对喜洲的宝成府进行了修缮和保育。喜林苑和宝成府内摆满了林登从隔壁村镇买来的古董，有些是被废弃了拿来的，有些是买来给村民提供经济支持的。“对收藏家来说，这些可能不值钱，但它们都是我的宝贝。”林登看中的是，将历史和文化流转于喜林苑之中。

喜林苑门口摆放着一尊来自隔壁废弃本主庙的本主像，林登提出购买它后，村民们给它蒙上了红布，希望本主神不会发现被移位，继续守护这个村落。宝成府的后院则放了几头石羊，林登跨坐上去，转身发出提问：“这个石羊是从司马迁的老家运来的，你们知道司马迁老家在哪里吗？”司马迁的老家位于韩城，林登曾为当地政府的项目提供帮助， 他不愿收钱，当地便以此石羊作为酬劳。

如今，杨品相宅除了是国家级保护文物，还拥有多重身份。它是踏访喜洲重要的目的地，一家高端度假酒店，也是村里的民间文化中心。喜林苑杨品相宅三进院，有 50% 的空间用作公共空间，整间酒店只有 16 个房间。

喜林苑提供田野调查和夏令营等项目，吸引着来自大城市和国际学生的参与。同时，它也为本地学生提供免费的学习机会。喜林苑设有英语角、图书馆、活动室等场所，定期组织免费的英语学习活动。在夏令营中，曾有两位白族女生拍摄了一部反映当地文化的影片，并在纽约青年电影节上展映。

这几年，喜林苑在沙溪、苏州等地有了新的精品酒店。15 年，3 家分店，在中国，这样的酒店拓展速度实在称不上有多大的商业野心。曾有商人想寻求和林登合作，直接开一辆路虎车停在喜林苑门口，希望林登收下，答应合作。车停了几个月，林登的态度也很坚决，他打电话给商人：不合作就是不合作。

到目前为止，除了沙溪店是新建造的夯土建筑，其他几处林登都选择了修缮保存当地的保护性建筑，也因此都采用了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方式。林登对于喜林苑的考虑有更多文化交流上的要求。“开一个酒店，我觉得不够。”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除了驻地艺术家与喜洲当地的讲座交流，林登也尝试将新闻报道之外具体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联系起来。喜林苑与西德威尔高中达成了合作，美国领导人们的孩子会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来喜洲度过一个暑假。“这很困难，我要说服家长、说服学校，让他们相信孩子们能在喜洲得到优质的创新教育，我要让几乎是最精英的那群人满 意。但向美国年轻一代展现真正的中国故事，很重要。”

“你用私人的力量推动民间的中美交流，那你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怎么看？”

2023 年 2 月到 5 月，《寻乡中国》在十几个城市举办了三十多场新书发布会，林登也因此去到北京、上海、成都、重 庆等等许多城市。 这期间，中信出版集团的营销经理宋小麦和林登一同工作了一段时间。 宋小麦回忆，发布会现场，“中美关系”是最多被提及的字眼。 “林登回答说，在他看来，人民和人民的友善和交流，真正的友谊，才是更重要的。 ”

新书路演的行程往往非常紧凑，来不及停歇。“有时候我都很累了，撑不住了，”宋小麦说，“但他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工作，因为他觉得中美民间交流就是他的一份工作。”

十年前，林登又在右脚踝处文了“菩提”二字。“结出果实了。”“中国近 40 年的发展，简直就是奇迹。”林登见证了太多他觉得自己肯定办不到的事，他也坚信，他需要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外界。随后，他又恳切地提出建议：“现在中国是时候把速度放慢下来，去关注一些自身传统文化的发展了。”

林登对中国的旅游业有一番迫切的反思：“现在旅游行业，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美景，然后拍张照片，就可以吸引到所有人。我认为喜林苑非常非常难办到这样，因为它是真实的。但也许人们不想追求真实，他们想要虚假的，他们需要通过一些照片，在社交媒体创造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说，这是不对的。他们没有真正重视文化。我认为这是我所做的 事情，所以旅行的概念对我来说是如此不同，30 年前的中国没有旅游市场，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新市场。”

“中国人当然有权走出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新兴模式。但我更期待去触达的是，中国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也有对外输出给世界的价值，甚至可以作为文化瑰宝被保护起来。对外界来说，中国的故事是很不完整的，我需要去说不一样的故事。”

近 40 年过去，林登一直收到来自中美两边的不解和怀疑。在美国的朋友很少关心他在中国做的事。有人甚至问他：“你怎么老是说中国好话，你是不是收了政府的钱？”林登无奈摇摇头，“对我来说，事情真的不是这样。”

而另一方面，“成为中国人”当然没有那么容易，一个“老外”需要做更多说更多，或者在有些地方要说得更少来证明这种决心：“在分享建议时，我们不能像对待朋友那样 随意开玩笑，因为任何被视为批评的言论都可能不被接受。 所以，对我来说，在分享想法时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同时也要尊重他人。 因为有人可能会觉得‘还有一个老外在批评我们’。 这真的很困难。 如果我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我将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 ”林登又说，“幸运的是，这并不那么困难，因为我确实喜欢这里，我也喜欢中国人。 所以对我来说，这感觉就像是太极拳一样，我必须非常小心。 ”

在疫情的三年间，文化的割裂被数倍放大。林登曾经历过飞机事故，此后便很少再坐飞机。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喜洲。疫情期间，林登见过的外国人都可以数得出来。“大概 50 个吧。”以前喜林苑 80% 的客人来自外国，而现在只剩下 1%。

“在疫情期间，我们因为拍摄节目在洱海边散步，游客看你是外国人，骑自行车的都会在距离 10 米处掉头。”林登的语气透露着担忧，“疫情结束后，全世界的人都在旅行，但没有人来中国。这次签售会，我去了西安、成都、重庆，几个城市的情况也很相似，只能看到几个印度学生。外国人最集中的地方可能就是火车站了。”

喜林苑的员工规模缩减，合作交流项目的推进也并不 顺利，并没有明显向好的趋势。 “我们曾经有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语言交流项目，但不光今年取消了，明年也取消了。 因为他们无法吸引人们来中国，这次只招到了 5 个人。 ”

林登迫切认为，我们要以一种更柔和的方式，欢迎世界，让大家回来。

社会身份的割裂在林登身上也被数倍放大。他失去很多，在美国几乎已经没有朋友，缺席了父亲人生中最后的阶段，他有时候会问自己：“我是否也以牺牲最亲密的人为代价，来追求自我修养？”在林登的无名指上有两枚戒指，一枚是婚戒，另一枚较大的来自他的父亲。父亲晚年因帕金森去世时，他并没有机会陪在身边。

“I"m OK with it.”他顿了顿，耸了耸肩，讲起但丁的《神曲》。但丁将奥德修斯，这位古希腊英雄放置在炼狱中的地狱层级中，奥德修斯因追求过多的知识，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他是贪婪而自私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但我的自私是为了中国。我不是为了赚钱而做的，我本可以做其他更赚钱的事情。我没有房子，没有车，在宾馆的房间里 住了 20 年。 ”

“我的自私是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必须为他人做些事 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在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 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财富，但我在中国的生活不孤独，中国人让我感到非常特别。 你需要在生活中找到一个目标、一个使命。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个使命，那 你的人生会非常幸运，如果你能找到那个东西，那将是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 ”

宋小麦说：“我很想说一点我个人的感受，林登是我从业以来接触的最有人格魅力的作者。我说不上来为什么。和他相处几个月，能感受到他非常之真诚，非常之纯粹。”

在书的结尾，林登以“一个理想主义的老外”自称，提出了数点忠告，他试图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世界，除了选择性报 道和道貌岸然的傲慢塑造，这里还有另一种声音，是一个真诚而热情的中国故事。

“我常常觉得自己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都努力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次马上要成功时，某种无形之力就又让它滚落下来。中美两国的每日新闻常常演变成互相批评和琐碎的相互指责。”他写道“，中美两国是否可能实现长久的友谊与和平？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我毕生都致力于实现这一理想：这个美好愿景不但可能，并且为了地球的长远利益必须实现。我的故事本身，就是为使中美两国能团结友好所作出的努力。”

2004 年，林登一家来到喜洲时，大儿子 9 岁，小儿子 4 岁，上大学之前，他们在喜林苑完成居家学习。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后，大儿子进入美国一个基金会工作，帮助美国大城市的贫困人口、贫困儿童。今年 9 月，小儿子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将回到中国，回到喜林苑，和父亲一起工作。

傍晚，雨水开始重新一滴一滴落下，我们又在喜洲古镇的中心，四方街的广场聊了许久。然后，林登走进相熟的清真面馆，点了一份牛肉，一份茄子，作为今明的餐食。分别时，林登转过身望向我们，用非常真诚恳切的神态，不自觉双手相握的手势，说：“如果你们在美国有任何合作或联系的机会，非常希望你们与我取得联系。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更 多的分享机会，与那边的人们交流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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